Mast in the Mist

　　今天看了两部视频，一部是阿凡达，一部是《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很有感触，写一点读后感。

 

　　六年前跟一群初中死党看过《指环王3》以后，我一度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到比它更好的电影了，结果六年以后我看到了。阿凡达确实无与伦比，赞誉声已然如此，我无需赘言，更不会故作特立独行的说“很一般”云云。这确实是我看过最好的电影——尽管我只是跟室友一起看的准午夜场，10.5刀学生票价的IMAX（应该比国内绝大多数影院都便宜），在加起来不到十个观众的放映厅从晚十点看到凌晨一点。开车回来的时候，四车道上有老长一段，方圆一公里只有我们一辆车。

　　画面太美了，太美太美。我都愿意生活在那个世界了。我甚至喜欢上了女主角：善良，单纯，正直，勇敢，强壮，无恋爱史，而且还是公主。长得乍一看很丑，可三个小时下来居然看习惯了，觉得还算漂亮……看来我也不是那么好色的……

　　《指环王3》以后，我几乎就断了看电影的欲望。我一直觉得电影在情节上是不能与小说相比的，如果你要说某个导演很会说故事、电影很艺术，不如直接看小说去。电影要把观众骗进电影院，要么是喜剧片、音乐剧这样的非主流，要么是烧钱换画面的大制作。非主流的电影我个人兴趣不大，而所谓大片，在阿凡达以后，我恐怕还要再等至少六年了。

 

　　我在校内上看到有人分享《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伦理学），哈佛的一门公共课，就看了中英字幕的第一集。然后又去youtube上找到整个系列，看了第二集，并打算继续看下去。

　　这门伦理学课就是美国的百家讲坛，演讲者是知名教授，受众不需要任何专业基础，讲的是些普适的话题（伦理道德）。唯一的区别是主办方由ccav变成哈佛，录影棚由小礼堂变成Sanders Theater——不过这都是表象，真正的区别在于，且不说中国有几个大学教授能教得出这门课，即使有人教得出，他们也只能在学校里偷偷摸摸的上课。他们不仅上不了百家讲坛，他们的视频都不能流出来。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是伦理学的注脚，换个标题，用“论法的精神”同样合适。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大众媒体上开课讨论法的精神，并引导观众讨论、反思共和国历史上的案例。很简单的道理：中国的法的精神既不寻求最普遍的幸福，也不是以行为本身的道德规范为准绳（Sandel强调的主是这两点的矛盾），而是遵照少数人的道德维护少数人的幸福。

 

　　下面说些难听的。我出国以前千方百计寻求出国的理由，出国以后又千方百计寻求回国的理由。我的理想是不管当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在北京工作的同时还能在中美间往来自如（与飞机票无关，完全是签证的问题），但我的孩子一定要做美国人——我找不到让我的孩子做中国人的理由，他毫无疑问是汉人，可完全没有必要做中国人。我看哈佛的伦理学课程的视频，看斯坦福和麻省的计算机课程的视频，即使身在三流大学读研，我仍能切身感受到两个国家教育的差距。你看看Sanders Theater里多少黄种人的面孔，你就知道还有无数的华裔父母也是这样想的。

　　阿凡达就更不用说了，两个国家电影的差距比高等教育的差距更远。

　　如果你能看到这篇文章，请你稍微思考一下：你最关注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说，你的“导师”是谁——这里定义的导师，应该周期固定的通过博客、专栏、演讲等渠道发表言论，而且言论的内容必定包括时政，此外可以有经济、历史、行业等等。我提出这个问题，应为我本人没有。我不是自命清高，只是自己关注过的人要么逃跑了，要么被抓起来了，要么从他工作的媒体辞职了，要么，变了。

　　李开复和唐骏，应该是前几年里中国声音最嘹亮的两个打工仔，而且他们碰巧和IT都有点关系。之所以强调他们是打工仔，因为中国还有温家宝、马云、潘石屹、郎咸平、韩寒……更嘹亮的声音在中国还有很多，但他们都是自己为自己做主的人——而李开复和唐骏是打工仔。
　　我比较喜欢唐骏，诚然他是中国第一的职业经理人，不过这不足以让我喜欢他。我喜欢他演讲时的开场白。唐骏面对八零后九零后们，通常用两个桥段开场，“卡拉OK打分机是我发明的”，“大头贴是我发明的”。接下来他可能会说说他在日本的那些事儿，在微软的那些事儿，在盛大的那些事儿……不过那只是点缀。职业经理人对普通人来说不是好的榜样，他们既不是创业先锋，也不适合东方人信奉的“从一而终”的企业文化。更多的时候，唐骏谈谈自己的经历，听众们各取所需就行了。
　　李开复这个人，我对他的认识是由尊敬到反感的。尊敬不用多说，读过他的简历便没有理由不尊敬他。可是后来变得反感，纯粹因为这个人太过奇怪的缘故——他居然想当精神领袖？

 

　　如你所知，李开复不是中国人（台湾人的问题以后肯定要写点东西），没在中国上过学，没在中国求过职，接近四十岁时才开始在大陆工作——除了一张中国人的脸，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不比其他的硅谷精英们更了解大陆的教育。从另一个方面说，放眼世界，在IT领域达到像他这样成就的、依然在工作的人，少说也有一两千——当然，会说中国话的恐怕不到五十个。
　　唐骏发给中国学生的名片，首先是“卡拉OK打分机是我发明的”，其次是“大头贴是我发明的”，接下来才是周游列国的工作履历。而李开复的名片，首先是“我在苹果XXX”，然后是“我在微软XXX”，最后是“我在谷歌XXX”。哦，我知道你很成功，台湾长大，初中开始在美国念书，卡耐基梅隆博士后毕业，然后在各大巨头之间跳槽——但是，有人么吸引我的？你的故事对我有用么？你想做大陆学生的精神领袖，可是，你了解大陆么？
　　李开复当然了解大陆。谷歌声明退出中国那会儿，《Google百度和谷歌的那些事》（作者霍炬）在网上风传。这篇文章的精彩在于，尽管没有爆出什么鲜为人知的内幕（这年头，IT业头很难有内幕了），却把汉语搜索业这几年的钩心头角理出一个脉络，并且上升到一定层面，让人心服口服的相信谷歌死了活该。李开复太了解中国了，当今世界访问量排名前十的网站，三个被墙（Facebook，Youtube，Blogger），四个被墙过（google.com，msn.com，Live.com，wikipedia），两个是中国的网站（百度，QQ），唯一始终保持贞洁洋网站的只有yahoo.com。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李开复为google.com鞠躬尽瘁死而后已，google.cn在CCAV的枪林弹雨中虽然受尽凌辱，依然坚强的活着。这些年里，百度打造了百度贴吧，新浪炒红了名人博客，QQ.com成为中国第一门户，而谷歌还是那个谷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求无过，但求苟活。
　　谷歌是苟活着，背靠google.com，占据了国内30%的搜索市场，如是而已——在谷歌的主页，你连用户登录的链接都没有。我到美国以后赫然发现，至少在大学领域，Gmail，Gtalk，Google Group，Google Documents……这些都是学习生活中的默认工具，然而我在国内上学的时候，除了Gmail，其他的Google服务学校不用，老师不用，同学不用，我也不用——值得注意的是，GFW对这些服务的态度尚算友好，但谷歌并没有将它们更多的推广。这是谁的失职，谁来负责？

 

　　突然感到跑题了，我应该围绕着“声音”，而不是指责李开复和谷歌的种种，何况这些霍炬都写了。我想说的是，每当李开复为中国大学生指点人生时，我都觉得非常滑稽。李开复有一次来广院传道，我没去，别说去的人太多了，就算没几个人去我也不去。中国的成功人士里，我愿意去听传道的虽然不多，也有几十个，而能让我去人挤人的只有史玉柱、李书福、罗大佑、王菲（其他应该还有，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后两个是偶像，前两个是在大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脊梁挺直了生存下来的榜样。
　　最后说一下，精神领袖这玩意，最好别挖空心思想着去做，否则就像小丑了。在我看来，Luis对我的教益比李开复大得多。Luis是一个53岁的巴西程序员，白人，中产，信仰“活到老学到老”，我上学期的blog里写过的。我们上学期一起修软件需求，这学期碰巧又在一起修面向对象设计，而且还是一组。Luis说英语很慢很清晰，去过中国，认识百来个汉字，我们交流起来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和他讨论计算机以外的话题，毛主席，巴西的经济，移民与爱国……这种时候，Luis虽然不是精神领袖，但他是我很好的老师。他只是一只普通的计算机行业的恐龙（a dinosaur，原话），他的声音可能没有多少人会刻意去听，可倘若有心人用心去听，收获自知。

　　都说当家方知柴米贵，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吃了一个学期速冻食品的懒虫来说，自己做饭还是便宜的。德州的食品免税，牛奶比中国便宜，肉和蛋的价格跟国内差不多（碰到超市有活动能买到特别便宜的肉，这个国内不能比），蔬菜和水果贵得不得了。调味品的价格——中餐调味品——换算过以后差不多是国内的两倍多。

　　毕业的时候写《我的大学》，记录了大学时代的四位女性，却连一位男性也没有，这令人颇为难堪。不过话说回来，长篇累牍描写那几位异性，因为平时几乎不接触，以致临毕业前的闷骚喷薄而出；而与同性的交往，我一向很直白，该说的话全趁着系里散伙饭的酒劲当面说了——所以，还真没什么需要在日志里发牢骚的。
　　不过这个人要说一下。大四的时候不少人退学或者留级，寝室重组，于是他搬进我的寝室，我们住了一年。接触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印象不是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而是他这个人本身令我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