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而言，2008将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政府换届，北京奥运，台湾选举，香港政改，等等，都集中在这一年。风云际会，情势变迁，过去隐而不见的问题也将一一浮现，整个世界都以急切的兴趣关注着这一年的中国。对此，我们准备好了吗？”

　　去年今日，我用《经济观察报》2005年终特刊中的一段文字，作为2007年最后一篇日志的开篇。当时我还写道“两年以前，为了迎接大学生涯的第一个期末考试而紧张复习之余，我坐在自习室里茫然地读着那些文章，脑海中凭空描绘2008的模样；两年以后，大学生涯的第五个期末考试已经让人麻木，除夕夜从空荡荡的自习室里回到寝室，2008已经近在眼前。 ”
　　现在，只由一门漏过题的计算机接口组成的、大学生涯的第七个期末考试完全变成鸡肋。下午从学校里回到寝室，并非因为上自习，而是与导师讨论毕业设计——如此想来，自己确实很久没上自习了。
　　两个除夕夜间，回顾2008，于人于己，恍如隔世。
　　2008，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选举年，见证了世界上鼎足而立的超级大国——美俄两国的改朝换代。如果说梅德韦杰夫高票当选俄罗斯总统、普京隐居总理之职垂帘听政还在世人意料之中的话，那么奥巴马接连击败希拉里和麦开恩从而赢得世界上最大规模普选的胜利，恐怕远在前人意料之外。与此同时，马英九领导下的国民党的强势回归与陈水扁的深陷囹圄一唱一喝，多少都让人感叹“我想到了故事的开始，却没有想到故事的结局……”
　　八月份的北京奥运以前，一月南方大雪，三月西藏骚乱，五月汶传地震；八月以后，掩饰已久的奶粉案终于被搬上台面，继而掀起全行业的食品信任危机；经融海啸过后（或许尚未过去），无论政府如何声称中国仍巍然于世界经融体系之外，抛开各地涌起的中小企业倒闭潮、停产潮，民工返乡潮之外，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沪指年终盘点，收官时全年跌幅超过65%。
　　相比之下，全国范围内的出租车罢运风潮，如过山车搬起落的油价和附加效应（燃油税），永无休止的反腐倡廉问题（公费出国旅游考察团），冠希腊肠和正龙拍虎……都显得如此小儿科。进入21世纪以来，似乎还没有哪一年像2008这样，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世界通史上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年份也屈指可数。

　　忠诚，怀疑，抗争——2008年，我走到了绝望的边沿。一年以前，我做出了可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一年以后，我终于相信那决定无比正确。虽然直到今天，自己都不知道那个决定对人生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无论结局如何，我都不会后悔；我不后悔，因为我已经走到绝望的边沿。

　　“不想再问你，你到底在何方
　　不想再思量，你能否归来么
　　想着你的心，想着你的脸
　　想捧在胸口，能不放就不放 ”
　　去年今日，我用《北京一夜》的歌词，作为2007年最后一篇日志的结尾。按当时的心情，一部分写给一个国家，一部分写给一座城市，一部分写给一位女生。如果现在的我可以选择，我希望把当时的三份留恋都收回来。这三份中，前两份本不该寄予，最后一份似乎是献错了对象——或者，连这也是应当保留的？

　　最后，今年，我要用自己的歌词收关
　　“青山连绵，水蜿蜒，万里巨龙长眠
　　张开双眼，请开沧海济桑田
　　断壁残垣，女墙沿，刻着什么字眼
　　谁守在黄河边，不愿说，再见”
　　晚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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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怎样清高，孟小冬最后都是杜月笙的妾。如果认为她选择沪上大亨是因为感情，或者欣赏，我到宁愿相信她是选择了杜老板钱——这样理解虽然世俗了些，至少比“孟小冬爱梅兰芳，更爱杜月笙”更能令人接受。
　　世俗和艺术创作的矛盾永远不可调和。罗曼·罗兰可以把《名人传》和《约翰·克里斯多夫》分开，写出两部同样伟大的作品，却不可能合而为一，写出一部如描述克里斯多夫一般描述贝多芬的《贝多芬传》——并非因为罗曼·罗兰写不出这样一部煌煌巨著，而是因为他不能去写——即使是像贝多芬一样伟大而特立独行的人物，也经不起“艺术”的推敲。
　　比方说，似乎梅家一直回避梅兰芳与孟小冬的陈年情事，但是陈凯歌居然在《梅兰芳》中有所披露，自然引起很多人的遐思——许多人里不包括我，在电影之前我连孟小冬是谁都不知道。结果，由国际巨星章子怡小姐扮演的孟小冬，作为第一女主角，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前后出场不到三十分钟，在雨中翩翩而来，在雪中悄然离去。
　　不过，电影依然没有交代清楚梅梦二人间的隐晦关系。这三十分钟不短不长的桥段，在我理解是“暧昧未遂”。可是，为什么二人要暧昧呢？在电影里我只是看到，雨，借伞，梅龙镇——孟小冬一步一步勾引黎明，连铺垫都没有。接下来两个人开始暧昧，花啊，伞啊，唱对手戏，看电影（未遂）……可陈凯歌显然忽略了一个问题——梅兰芳为什么要喜欢孟晓冬呢？
　　漂亮？漂亮。
　　如果我写小说，安排男方喜欢女方，有如下几种可能：一，女方过于漂亮，天资绝色，男方一见倾心；二，青梅竹马，日久生情，某一次意外事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以后，窗户纸终于被捅破；三，双方交情不深，却也并非一面之缘，或者在接触前仰慕已久，或者经过几番接触，愈发欣赏，总归由彼此欣赏变成相恋；四，女方勾引男方，或者痴情，或者小三……小说里这样分类，生活中也大抵如此吧。
　　那么梅孟之间又算什么？他们并非青梅竹马，交情也不深，可能的解释或者是孟漂亮得让梅一见倾心，或者是孟有意无意勾引了梅。梅家必然不愿承认梅兰芳好色，而把罪责劝推给孟小冬又不近人情。于是，陈导演也没有仔细交待——分手前后倒是纠缠反复，相知的渊源却一笔带过了。
　　理解杜月笙纳孟小冬为妾，理由似乎很简单：她漂亮（最主要的），她有名（虽然是戏子）。但是同样的理由不适合去理解梅兰芳。梅兰芳在演艺界地位远胜孟小冬，而且自古以来女伶都是没有地位的；剩下的解释只有漂亮，漂亮？孟小冬我不认识，至少章子怡很漂亮。
　　经常有文学作品讨论男性内心深处的一个悖论：你看见某个交际花同时跟五六个男人勾搭，内心满是鄙视与不屑；可假如那女人向你抛一个媚眼，你依然低档不住。这种现象很世俗，不应出现在描述社会贤达（梅兰芳，贝多芬，或者其他人）的艺术作品中，可它总归是罗曼·罗兰与陈凯歌永远无法回避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中男主角的感情经历拙劣而愚蠢，有时近乎可笑——在纯属杜撰的小说里可以被读者接受，可放在《贝多芬传》里，即使它们都是真实的，也让人、尤其是贝多芬的拥趸们读起来如鲠在喉。
　　有时候我也自命清高。作为自己从前的偶像，年近三十的章子怡因为傍外国大款而在国内赢来一片骂名。我虽然对此并不反感，却感到从前的好感消失殆尽——一想到几年前狂热喜欢的女人已经奔三，接下来便要结婚，生子，日益色衰，简直不寒而栗。可看过《梅兰芳》发现，精心妆扮过的子怡看起来还是二十五六的年纪，红粉朱唇的一颦一笑，一身旗袍下若隐若现的曼妙身段，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子怡不老，子怡还还年轻——不然，黎明怎么会上钩呢？
　　说我做白日梦也好，意淫也罢，我必须承认：不管子怡在中国的口碑如何恶劣，如果她勾引我，我一定上钩——就算我自命清高，还是会上钩。不仅如此，我还相信对九成九的恶评过子怡的中国男人而言，如果子怡勾引他们，他们也会上钩。在好色的人之本性上，中国人，外国人，古人，今人，梅兰芳和我都是一样的。陈凯歌在电影中不愿直说，那是他的不坦诚——相比之下，嫁给的杜月笙的孟小冬要坦诚得多。

　　某男，男一号，很喜欢某女，女一号，但是女一号不喜欢男一号，她有男友了，男二号，两个人感情深厚。
　　于是男一号想，再等等吧，把该忙的忙完了再来掰你们。
　　男一号这样想，因为他觉得男二号也算是个好人，至少是老实人。把女一号托付给男二号，男一号很放心。至于自己的想法是否道德，感情的问题上没有道德。
　　这些都是两年前的事了。
　　两年中发生很多事。两年以后，男一号依然在忙自己的事，不过男一号逐渐发现，女一号和男二号淡了，分了。
　　男三号出现，一脚把男二号踹开。
　　同样作为女一号的男友，男三号和男二号的区别在于，男一号对后者还有些许好感，对前者却怀着厌恶感。并不是因为他得到了他得不到的，出于嫉妒的厌恶——是单纯的，第一眼就产生的厌恶。
　　接下来怎么样？天知道。其实两年多来，改变的事情，不过是女一号身边换了一位角色而已。无论那角色是谁，总归不是男一号自己。这样想，换一次，换一百次，差别不大。
　　不过，男一号拿不准，当一个女人的择友标准改变时，她的性格，习惯，思维是否也发生了改变？换句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感情上是否依然成立？
　　如此想来，那些因为物欲而傍大款的女人们，动机实在单纯得令人感同身受。倒是其他情况，比如抛出一句“他的纹身很性感”，或者“他打球很帅”，再或者“他很会哄我开心”，远比物欲可怕得多。
　　接下来怎样？天知道。他把剧本卷起来攥在手里，身子微微探出云端，兼怀善意与恶意的注视着凡间芸芸众生的演出。一群跑龙套的。
　　还有半年。半年以后，这戏的第一幕才会结束。

　　随便扯淡而已。以上和现实的唯一区别，在于男一号未必真的喜欢女一号。他以前总是念叨着女一号的名字和昵称，恐怕是自欺欺人——如果自己不去“喜欢”一个人，生活是否太过平淡？圣诞节，难道不应该两个人过么？
　　如果他一直这样骗自己，这故事会按照常规发展下去，那么无论结局怎样，都将落入俗套。唯一的解决方式，是毫无保留地给自己一个解释：你喜欢她，第一是因为她漂亮；第二是认为自己总该去喜欢一个人。这就好比欣赏世界杯，如果不选择一支球队或一个球星去支持，四年一度的足坛盛会将索然无味。
　　不过，很多人不喜欢足球，他们谁都不支持，也不看世界杯。那么，一个男人是否一定要去喜欢一个女人呢，或者说，一个人一定要去喜欢另一个人么（无论男女）？现实也许并非如此。至少，当六十岁的煤矿老板用宝马将二十岁的女大学生从校门前接走，或者五十岁的富婆跟三十岁的小白脸在各种场合出双入对时，现实也许并非如此。
　　算了，不多想了，自己的事还没完呢。至于女一号，男三号你先帮我养着——男二号，男三号，男一百号，其实谁都一样，是个男人就行。如果我的事忙完了（告一段落），半年后就来掰你们；如果我的事忙不完（失败了），自己也没资本再产生任何想法。

　　“人生类似由狂人主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必须在同人生的抗争中学习对付人生。如果有人对这种荒诞的举措愤愤不平，最好尽快退出场去。自杀也确乎不失为一条捷径。但决定留在场内的，便只有奋力拼搏。”
　　芥川先生，你真是字字珠玑啊。不知道对你而言，那位狂人究竟是怎样的角色。不过对我来说，狂人，就是在娘胎里时便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写进我基因里的兼怀恶意与善意的造物主。如果我的“口味”生来就与众不同，生活可能会简单得多。但既然我既脱不出凡尘的劳窘，也不想一死了之，那么除了留在场内，奋力拼搏，实在无路可走。

　　以前看《经观》上介绍一本书，《建国兄弟》，评价很高。这部1997年普利策奖的获奖图书，我并没有看过，粘贴别人的介绍“讲的是在外人看起来的建国之父的那一代，内部是如何地纷争，却从而因此有意无意地为美国奠定了冷静、妥协与现实主义的国家政策方向。 ”
　　虽然我没有读过，但报纸上对这本书的描述还是对我产生了许多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把美国的诞生人性化了。所谓人性化，就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以及“他为什么去做”。举例言之，罗马的建国，在我印象里还是台伯河畔母狼和孪生子的传说；蒙古的起源，一样是苍狼与白鹿的神话；日不落帝国的横空出世，或者解释为工业革命，或者解释为更早的光荣革命——可是人呢，人去哪里了？克伦威尔或者维多利亚，可以解释一个国家的崛起么？
　　初高中历史课的学习，让我对华盛顿、波士顿倾茶、独立宣言和独立战争耳熟能详，但这并不是人性化的历史。美国的建国绝非是水到渠成的历史必然——它的内部和外部都充满纠结和矛盾——而是建国兄弟们前赴后继凿空拓荒的产物。在这从无到有，走向共和的的过程中，除了英国殖民者这个看得见的敌人，还有因利益、理想、信仰的分歧而衍生出的看不见的障碍。把内部的冲突投影到个人身上，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汉密尔顿与杰佛逊：
　　“纷争的中心、对美国未来政治形成关键性影响的，是汉密尔顿与杰佛逊之间的对决。两个人都宣称自己是无党无派，痛斥对方拉帮结派。幽默的是，两者却分别成为了后来两大党的精神之父。相信贵族不亡的汉密尔顿哲学，导出了保守主义的共和党；而认为人民力量至上的杰佛逊，他的精神后裔们则创造了民主党。”

　　翻阅资料，我们知道，《独立宣言》主要由托玛斯·杰斐逊起草，而起草委员会的成员还有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罗伯特·R·利文斯通和罗杰·谢尔曼。换句话说，作为一纸带表一个新生共和国的宣言，它的署名毕竟是六个个人的名字。虽然这个宣言在第二次大陆会议中获得通过，并分送十三殖民地的议会签署及批准，但是它的作者，满打满算，只有六个人。
　　与此类似的是美国宪法。它的作者，从名义上说是1787年召开，为期长达116天的制宪会议，但是史学界一致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尊为“美国宪法之父”。他“继承并发展了洛克、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主张不但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要分立，而且还要相互制约和平衡，防止权力的彼此侵犯，‘以权力制止权力’”。可以毫不跨张的说，是汉密尔顿的思想奠定了美国宪法的基石。

　　但是就这样，在“维吉尼亚大学之父、《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美国独立宣言》 作者”、以及美国第三任总统（这一条并未被写进墓志铭） 托马斯·杰弗逊 ，和美国宪法的起草人、第一任美国财长、合众国第一银行（美联储前身）的创始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却爆发了一场导致后者亡命的党争。与中国历史上的党争不同，汉密尔顿堂堂正正的死于决斗，夺去他性命的是杰斐逊的副总统，亚伦·伯尔光明磊落的一枪。
　　人性化的历史，就是追本溯源，把客观的历史事件投影到个体身上。的确，美国建国初期也有内部斗争，有人在斗争中失去性命，但我想说的是：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人性化的。“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为什么去做这些事”，后人从资料中都能得到合理的解答。而这种“人性化”的传统，从颁布《独立宣言》的第二次大陆会议和制定了美国宪法的制宪会议时就已开始。如此想来，两位政坛死敌各自的杰作能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并驾齐驱，交相辉映，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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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税起征点，究竟应该是多少呢？
　　我是局外人，就个人而言，月收入为0，无论起征点是多少都不用上税。就父母而言，起征点是2000或3000，他们都需上税——并且，同为公务员，工资条上的数字并不是他们维系生活与社会地位的唯一支柱。
　　但是我依然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始终尝试着去“爱国”。

　　“国务院专家：中国六成居民月收入不足3000元”
　　搜索相关标题，你可以在各大门户网站上读到这则新闻，消息绝对可靠。
　　“倪红日则表示，中国有60%的居民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调高所得税的起征点作用主要是对中等偏上收入的家庭会产生效应，但这些家庭实际上边际消费率是比较低的。因此，提高个税起征点可能很难起到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作用。”
　　记住这个叫倪红日的女人，记住她的嘴脸，记住这副混账的嘴脸。这个世界撒谎的人很多，信口雌黄也绝非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混账的唯一标准。我说她是个混账，因为她当着全国媒体的面，撒下如此一个弥天大谎，而更重要的在于，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是绝不会相信如此拙劣的谎言的。
　　她在骗谁？
　　她的话中，“居民”的定义是什么？城乡居民？城市居民？还是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居民？
　　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中国有40%的居民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我相信在中国只有少数几座巨型城市达到这样的标准。即使我相信这样的标准，我还要在“居民”里把民工们全剔除在外。我记得，参与修建鸟巢的建筑工们曾经为自己的优厚待遇欣喜不已，当时，他们的月薪刚刚达到三千块。现在的中国，有什么建筑业民工的月薪是比修鸟巢更高的？
　　前提被否定以后，推理和结论都不用看了。

　　再看看《经济观察报》上的一段文字。
　　“财政部财科院研究员孙刚对媒体透露，按月收入2000元以上计算出的纳税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那么目前缴纳个人所得税人数约2600万。根据这个比例测算，如果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2500元，纳税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1%，约1450万人，起征点定在3000元，将只有0.56%的人纳税，仅740万人。”
　　“‘在吉林普通职工收入不到2000元，过了2000的都很少，如果按3000元起征，那整个东北三省也没有多人纳税了。’吉林省税务部门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
　　“如果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很多中西部省市个人所得税将面临绝收，而对于那些地区个人所得税就失去调节收入的功能。”
　　孙刚的数字，同样有据可查。抛开真实性不谈，消息的来源应该可靠。
　　简单计算一下，假如中国有一半的人口属于法定离退休职工、无业和待业、或者像我一样的在校学生等——除去这些不必为工资纳税的人口不算——那么在余下的7亿人口中，2600万纳税人口只占3.7%，这是不可思议的。当然，我们依然不能相信工资条上的数字，很多被称为“奖金”和“福利”的概念恐怕计算在收入之外，而份量却与工资相近甚至更重些。可无论如何，工资条上的数字不到2000的人在就业人口中不到4%，依然令人触目惊心。
　　不过，这并不是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我最不能理解之处，在于混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女士，和捅娄子者财政部财科院研究员孙刚，两个人的数据为何相差如此之大？

　　我知道自己的祖国很穷，身边有超过10%的学生被称为“贫困生”，家庭人均月收入在300元以下。我从未对贫困生有任何偏见，他们从初中高中一路走来，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国家也针对他们的特殊情况尽可能的提供了补助。我想，坦然承认自己的处境，然后积极去改变，无论结局如何，态度总令人欣赏。
　　可是，如果从一开始就否认自己的贫穷，一面打肿了脸充胖子（我不穷，我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一面却仗着一穷二白胡作非为（我是无产阶级我怕谁），这还不是混帐么？

　　我挣扎了很多年，终于不得不相信，这个国家，已经无解。

　　MSN Space改版以后就没再更新过。时间很多，心情没有。
　　晚上总是睡不着，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冬瓜的如雷鼾声只是其次，主要原因是我总做噩梦。梦里为申请焦头烂额，没有人要我。
　　猪哥说我这是神经衰弱，更开怕的在于，我居然开始打呼。

　　很想写一点完整的东西，无数的构思，或长或短。时间很多，心情没有。
　　读完了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按小波的说法，那是需要细致到一个字一个字去读的书。幸好它不长。印象最深的一句，“美可以委身于任何人，但又不属于任何人”，说的是女人，说的更是金阁寺。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句对一段旋律的评论与之遥相呼应，恰如其分的形容了我心中的金阁。
　　“是初遇时的惊艳，是失语了的慨叹。”
　　那旋律叫《故宫的记忆》。

　　时间很多，心情没有的时候，我开始强迫自己读报纸。周四的《南方周末》，周六的《经济观察报》。再加上每天中午央视二套的《全球资讯榜》，组成我认识世界的窗口。我的窗户里没有网络，网络太浮躁。看人可以，看世界不行。
　　遗憾的是，我对这个世界了解的越多，越绝望。尤其对自己的祖国，自己已经无比绝望。
　　连花开不败都开始愤青的时候，我却愤怒不起来。
　　可以在日志里吐单相思的苦水，可以咒骂学校的堕落，可以为留学之路的现在和未来濒临崩溃，可是我不能在这里描述我的祖国。我爱它爱得深，可是无能为力了。
　　我希望在自己毕业的时候，走完我成长的五部曲。忠诚，怀疑，抗争，绝望。还有一部，答案要到离开的时候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