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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2009 暑假日记.从快女想起唱功中上，长相中上，气质中上
很多中上加起来就是上上了
刘惜君，狠好狠好（淫笑。。。）
 昨天看了快女十强赛的第一场的电视直播。
一定有人嘲笑我三俗，我知道解释即掩饰，仍要掩饰一番。快女与其后盾天娱&湖南卫视，即使在全国范围内声名狼藉，论规模论影响依然是中国最大最成功的选秀节目。这就好比华尔街，“自私”“贪婪”“卑鄙”，名声再臭，永远都是全世界平均智商最高的一片街区。于是可以想象，作为一个观众，你不可能在快女中找到如邓丽君和王菲般的天籁之音（天外之女）——你不会在华尔街中发现任何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那么退而求其次，物色一个面容姣好、歌声温润的女生，并非难事。当然，有人喜欢张含韵，有人喜欢张靓颖，还有人膜拜春哥或曾哥，这都因人而异了。 今年我从快女进入十强突围赛开始淘金（05年只看了最后的决赛，被张靓颖的海豚音震撼了），因为没有看过直播，一切资料来源都是网络视频。偶然看到了刘惜君与曾哥的pk，前者竟然在评委投票的肉搏中以一票优势活生生将后者斩落马下，教人钦佩之极。细细端详，此女容貌秀丽，眉宇间竟有一股哀婉之意；细细聆听，此女音色圆润，转调中都是万种风情。 高不成，低不就，天朝的娱乐节目都已经烂到掉渣了。既然看电视不上税，不如临走前再关注一次快女。亲爱的刘惜君，经过第一场十强赛，何某人纵观九妹一哥十位选手，能与惜君一较长短者，郁可唯、江映蓉两人而已。三人中，我个人觉得你长得最漂亮，所以继续挺你了。我看女人经常看走眼，但愿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底线
引王小峰blog的两段话
“…… 我偶尔会参加一些所谓音乐圈里的研讨会，常常能见到一些业内人士，比如沈黎晖总、宋柯总、海外油子高晓松之类的人士，谈起音乐行业的不景气，他们非常无奈，抱怨，就差捶胸顿足、眼含热泪了。他们的每次发言都很感人——比纪念米高·集训还要感人，像祥林嫂失去他们家毛毛一样令人同情，像秦香莲失去他们家陈世美一样令人伤感，像窦娥被错判一样冤屈……总之吧，他们是受害者，是一种不公正待遇的牺牲品，他们曾有一种理想，希望能做出好的音乐并且能赚钱。 但是，当他们慷慨陈词之后，转身去面对一个五音不全的选手时，便露出另一副面孔，他们放弃最后的底线，为一个脑残节目放弃最后的贞洁（如果他们还有贞洁的话）。以后，当你再次看到他们在某个音乐研讨会上像一群怨妇一样慷慨陈词，你应该向他们竖起中指——活鸡巴该！你们就该从这个行业里滚蛋，能滚多远就滚多远。我没点名的人你们也别庆幸，都该滚蛋！你不能秦香莲和潘金莲都当了吧？那样早晚会变成李莲英的。你们是业界的精英，一起玩玩游戏，娱乐一下没问题，但是做事情要有点底线。 ……” 沈黎晖、宋柯、高晓松……等等，骂起来怎样都不觉得过瘾（尤其是看了高晓松昨晚的表现，真想把那猪头拖到街上打）。但是下面一段，文章的结尾，就相当沉重了： “我们都挺怀念那个卖手机的小伙子Paul Potts，我们也挺怀念那个孤独的乡村妇女苏珊大婶，同样是选秀，差别咋就那么大呢？这个差别就是底线。” http://www.wangxiaofeng.net/?p=3431 不管一个歌手的《图兰朵》和《悲惨世界》选段能不能打动听众，中国的选秀节目几十年内不会诞生Paul Potts或苏珊大婶这样的人物。中国的选秀节目几十年内都不希望让观众决定偶像的归属，他们想亲自领导流行的潮流。再引伸些，他们试图通过“把男人打造成女性比赛的冠军”和“把五音不全的人打造成歌唱比赛的冠军”来证明自己驾驭潮流的能力，与此同时，“音乐能否打动观众”作为最需要尊重的一项标准，已经形同死亡。 愚民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现在有人说，历代君王出于愚民政策的考虑，把孔老二的话曲解了两千五百年，翻译成“对于老百姓，只能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原文的断句应当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过这都无关紧要了，愚民政策已经奉行了两千五百多年，在可以展望的将来，恐怕仍将如此。
听过一个说法，西方的企业竞争，通过引导消费者变得明智，让他们做出更理性的选择；而东方的企业竞争，通过误导消费者变得愚昧，好让他们钻进圈套。一个显见的例子是电视广告：中国和西方的电视广告在艺术层面上是两个世界的产物——中国人在网络视频中经常分享、推荐的广告视频，超过九成九都是洋人的广告。而我印象里唯一反复观摩过的中国广告，是恒源祥的十二生肖大拜年…… 国内企业的广告，受众只有国人，无可参照；可如果拿跨国企业就同一产品在中国和西方投放的不同广告进行比较，比如可口可乐，比如耐克，比如索尼，我们不得不相信：跨国企业低估了中国人的智商（或者说，理解能力、鉴赏水平）。我在这里用“低估”一词尚且是善意的，可能我们的国民素质便是如此。脑白金、恒源祥、金嗓子喉宝……无数不可思议的营销案例的出现，似乎都从各个角度论证了“中国消费者大多愚昧”的观点。西方意义上的成功的30秒广告，总在前27秒交代一个妙不可言的悬念，而在最后的三秒给出峰回路转的答案：产品；天朝的广告则与之相反，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都充斥着“今年过节不收礼”“恒源祥，XXX”“脑瘫的罗纳尔多露出他的大板牙……”——只给消费者留下印象就算成功，而无需关心这究竟是怎样的印象。 我们的广告只是一个典范。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教人怎样学会服从、怎样放弃思考；我们的互联网，在GFW和和谐词语屏蔽的关怀下，逐步演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局域网；我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最正义的，我们的声音是世界上最正确的，我们从来不欺负别人，我们从来只受人欺负……就连我们的选秀节目，也在同时走向两个极端：代表着官方的CCTV一方唯高音是举，谁嗓子高、能吼出升八度的《青藏高原》而不至撕破喉咙，谁就能上春晚；另一边，如快女及其前身超女，选出一个男性冠军、捧红一个五音不全的歌手，藉此证明自己有把任何生物包装成当红女星的实力。 而悲剧的是，从沈黎晖、宋柯、高晓松，到数以百万计的玉米和可爱多，似乎都乐此不疲地投身于这场毫无原则可言的疯狂中——民间的无知与无良，国家需要负责么？ 智商崇拜
突然间，我又想起自己追过的美剧：越狱，豪斯医生，lie to me，the big bang theory。我发现它们的男主角拥有相同的特征——都是高智商者。Scofield和Sheldon属于剧情直接说明的天才，而House和Lightman都是各自领域的宗师级人物（专业经验+高智商）。我个人当然有智商崇拜的情节，可这些美剧在美国也相当受欢迎——这说明美国人也有智商崇拜。
反观中国电视剧，男主角的正面形象通常有如下几种：义薄云天的人民公仆，功盖千秋的帝王将相，朴实善良的军人或艰苦奋斗的富家子弟。有时我们也能看到智勇双全的古装美男形象，除了帅以外，都是能打在前，能谋在后。 想到这里，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国产电视剧中就从没见到哪位绝顶聪明的主角（无论是直接表达的还是暗示的）？历史剧中有过，《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大秦帝国》的商鞅，等等。但是，除了历史中（小说里）确有的天才，国产电视剧似乎从来就不愿虚构出天才的主人公。是否广电总局觉得，鼓吹智商崇拜是一种导向错误？于是在《暗算》、《亮剑》、《潜伏》里，第一位是宣扬主角的忠党爱国、其次才是英雄人物的大智大勇——而就是这大智大勇，大勇还比大智重要得多。 即使上级领导非要把智商崇拜和个人英雄主义等同视之，并指出“个人英雄主义不符合三个代表，我们不鼓励”，我也无话可说。事实上，高智商者的独立思考、独立行动，本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变形——伽利略用“撬动地球”来解释杠杆原理；爱因斯坦无比嚣张的说“世界上只有三个人能理解相对论”；牛顿通篇用拉丁文和代数写就《原理》，语言晦涩，根本不愿他人读懂，目的就是堵住无知却又喜欢四处发表高见的评论家的嘴巴。甚至可以说，历史上的所有天才人物，他们的言行都是个人英雄主义式的，而且，其成就的伟大与桀骜不逊的程度成正比。 但是，中国诞生过如张居正和霍去病这样出将入相的天才，在科学领域里却从未出现过能为世界科学史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不止如此，时至今日，在美国人将结构力学、医学、测谎、物理学先后植入影视剧中时，我们的屏幕依然被辫子戏与言情剧包围；当《英国达人》捧红了Paul Potts与苏珊大妈时，我们写就了春哥和曾哥的传说；当法国的旱冰宝宝飞进千家万户时，我们还在……哦，对不起，我已经忘了它们究竟长得什么样了。 算了……刘惜君，还是看你唱歌的时候心情好点。做人何必自寻烦恼呢？ 6/30/2009 良心，道德，逻辑 上午去医院做肺结核的皮试（学校要求的，我身子那么好，一定没有啊～）。这几天合肥一直下雨，打的去，打伞走回来，不然我一定骑车。
相比于北京，合肥真小，到哪里都可以骑车，车程大都在半小时以内。像今天这样时间充裕的话，大可以闲庭信步溜达回家。走到半途，顺路去007吃碗牛肉面（今天还要了一盘拌黄瓜），仿佛例行公事一般。大学的每个长假，返家后我都会在007吃一顿，通常是一个人；我还会和胖去他家附近的小店吃年糕（有时候还有俊哥和范帅），至少两个人。 每次回家，都能感到家乡的变化。日积月累，合肥的模样和四年前已经大不同了。打着伞在雨里散步，观察这亲切而陌生的城市，别有有感触。和首都相比，安徽的女性个子确实矮呀，在广院经常可以看见170+的女子，而在这里凤毛麟角。合肥的女性穿衣服相对保守，也不怎么化妆，很少看见做了头发的——原先在广院习惯成自然了，离开以后分外怀念…… 哦，以上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不需要过脑子的。一路上我所想的，是其他的事。 小学和学前塑造良心，中学培育道德，大学以上形成完整的判断客观事实的逻辑。
而社会的批判力度和人格塑造的过程是相反的。详细而言，说一个人的行为“不对”（逻辑上的不合情理、不合常理），属于较轻微的批评；更强烈的指责是“不道德”；最强烈的是说一个人“没有良心”。比如，酒后驾车，撞了人，属于做错了事；撞了人逃逸（伤害不致人性命），属于不道德；撞了人将人拖行数百米，血流一路，致人死命，这是丧尽天良。 人们大体可以用“不对”“不道德”“没有良心”来对行为的恶劣成都加以区分。“没有良心”之所以最大恶极，因为它在形成人格的金字塔的底层，是一个普通人不需要接受任何中高等教育就可以获得的、甚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品德。“不对”（公众场合大声喧哗）和“不道德”（插队）的行为，只能算“做错事”；而“没有良心”的行为，可以归结为“做坏事”。 法律通常用行为的危害程度——而不是人格的金字塔——来衡量行为是否违法（或者犯罪），然而公众舆论却采用另外一种准绳。这就是为什么，在公交车上行窃的小偷不致引来铺天盖地的声讨，可力图强奸女修脚工而遭反击致死的公务员却为亿万人唾弃。前者只是不道德，而后者没有良心。 谎言的底线
近来CCAV的种种行为，几近招致天怒人怨。然而，天朝的屁民毕竟是弱势群体，除了在网上对“大裤衩”可怜焦土拍手称快，几无宣泄之处。不得已，目标由集团转移至个体，代表如张殊凡，代表如高也。
张殊凡和高也的情况不尽相同。前者对网络黄毒的描述并无夸张之处，但CCAV操纵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去“背诵”从未在当事人身上发生过的事件，显然有违道德——它用一个未成年做傀儡，不可容忍。网民无处表达对央视的愤怒与鄙视，于是张殊凡理所应当地变成替罪羊。张殊凡有错，而罪不至此。 后者，高也，是个孙子——我考虑过自己的表达，绝无任何侮辱性的夸张——他不是我的孙子，他是央视（国家舆论）的孙子。高也，作为一个成年人、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务必对自己的言论承担全责。既然他承认在《焦点访谈》中的发言是受人指示——那么很显然的，他在用个人的信誉交换前途。 钱理群总结了说谎的三条底线：1、力图说真话；2、不能说真话，则保持沉默；3、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不应伤害他人。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为个人利益而说谎的时候（比如为了升学而在政治试卷上扯淡），然而我们并未伤害他人。可是高也的行为呢？他是否明白，如果谷歌不是在美国而是在中国上市，或者，他所陷害的是一个在国内上市的企业，那么第二天，这支股票会立刻跌停板——跌停板不完全是高也的原因，但是哪怕他只承担1％的责任，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一生都无法偿还——而这损失完全来自污蔑。没错，他只是一个实习生，他不过是像复读机一样重复上级的剧本（附加挤眉弄眼的表演），以此交换在央视工作的可能（长期的临时工而已；他知道转正有多难么？）；而代价，是google蒙受不白之怨，他个人的信誉丧失殆尽，以及人肉搜索。 于是，高也成为了张殊凡第二。如果说，张殊凡的遭遇有七分要归咎于央视；那么高也其人，七分需归咎于自己。私以为，自高也以后，不会再有张殊凡第三的出现——考虑到成本与收益，没有人再敢触动国人道德与良心的分界了。 我跟高也同级，刚刚大学毕业。胆敢在这里大言不惭地鄙视他，因为就我的记忆所及，自己还从来不曾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过良心。 6/28/2009 当卑鄙面对高贵 临毕业的时候，窝在学校里很无聊，除了滚蛋前的琐事就是写日志，一天一篇。
毕业以后，呆在家里很无聊，回家三天了，除了跟Falcon当着各位家长的面讨论女人以及拜见祖父祖母以外，什么事都没干~
哦，还是先写一篇吧。虽然是无聊的反动文字，也比发情好得多。
今天看到一个标题是《央视主持人发疯》的帖子——众所周知，“央视”或者“CCTV”已经是噱头一般的存在了——点进去一看，是曲向东（我蛮喜欢的）采访丁肇中（我极端崇拜的）的截图：
 
去网上查了一下，又找到了对那篇采访的文字描述，精华有两段视频： 片段1：
CCTV：您是丁肇中，您的二弟弟叫丁肇华，三弟弟叫丁肇民，如果再有一个是不是叫丁肇族？ 丁肇中（斩钉截铁地）：不，叫丁肇国。 片段2： 丁肇中：中国历史我常常考满分。 CCTV：为什么没有选择历史？ 丁肇中：因为我有一种感觉，很难找到真理，因为中国历朝历代一换朝，第一件事情就是修改历史。 后来跟网友交流了一下，据说这段采访已经被禁播
不过，在21世纪的今天，禁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另外，联想起前一段时间的焦点访谈诬陷google事件 高也之人格与丁老相较，有如霄壤之别 我在校内上发了一贴，《昔日尊敬丁老，五分成就，五分人格；今日俯首，肝脑涂地》。那是噱头性的标题。
在space上，直接叫《当卑鄙面对高贵》吧。。。
校内上，姚公子留言：
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不光是中国 别的国家要有那么久的历史和改朝换代 也得修改
我回答：
21世纪的世界是平的，对地球上的任何政权而言，统治历史的时代恐已一去不返。报销门在百年前不会出现，而现在却不可能阻止。
丁老的这个采访似乎在央视首播，其后被禁播。然而网络无孔不入，视频和截图通过论坛与视频网站流传，GFW或者绿坝都无能为力。我党以精神原子弹与历史巨轮脚力，谁胜谁负，不言自明。（我们深入讨论过报销门的案例，所以举了这个例子）
毅然兄是站在我这边的，我和毅然总是有共同语言：
修改史官记载，李世民为始作俑者。当然，唐以前的只能说是放大某些内容，缩小某些内容。唐之后，修改之风愈来愈烈，清朝最甚。现在改不了，就只能堵了。谁知其已是将溃之堤，漏洞百出，徒掩耳盗铃矣。 6/21/2009 国债，外债和思维模式 “如果把公元1600年时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像明朝中国藏银1250万两、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负债累累，如当时的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城邦，那么，从四百年前到十九、二十世纪，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呢？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除日本于十九世纪后期通过 ‘明治维新’改变其命运外，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基本是既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 节选自《美国往事》 ，作者陈志武，载于《经济观察报》 II “所谓国债就是国家借的债，即国家债券，它是国家为筹措资金而向投资者出具的书面借款凭证，承诺在一定的时期内按约定的条件，按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归还本金。美国国债，指美国联邦政府欠美国国库券持有者的金额，包括本国持有者和外国持有者。美国财政部辖下美国公债局负责按日计算政府欠债额度。 因为美国独立战争和通过邦联宣言，美国1791财年就有国债余额7546.35万美元。此后国债不断增长，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任内的1835财年1月1日减至33733美元，并且于当年1月8日曾短暂缩减至零，但其后很快又增长至数百万美元。 因为美国内战爆发，为了筹集战争费用，美国国债急剧增长，1860年为6484万美元，但在1863年已超过10亿美元，战争后更增至27亿美元。此后增长趋缓，直到一战爆发，美国参战，国债又迅速增长到274亿美元。二战爆发后，美国国债又开始大幅度增长，战前的1940年只有430亿美元，战后的1946年增长到2694亿美元。其后，国债的增长与通货膨胀增长率相约，直到20世纪80年代时，国债又开始迅速增加。1980年至1990年，债务增加了两倍多。 1982年美国国债突破1万亿美元，1986年突破2万亿美元，1990年突破3万亿美元，1992年突破4万亿美元，1996年突破5万亿美元，2002年突破6万亿美元，2004年突破7万亿美元，2006年突破8万亿美元，2007年突破9万亿美元，2008年突破10万亿美元，截至2009年3月16日，美国国债突破11万亿美元，预计2009年底突破12万亿美元。” 《美国1791-2009年历年国债数据》，作者notheal III “日本的国家债务分为国债（内债）、借款（外债）、政府短期证券三大类别。1999年，日本国家债务余额为4893698亿日元，其中国债余额3431336亿日元，占70.1%；外债余额1056432亿日元，占21.6%；政府短期证券405930亿日元，占8.3%。 2000年，日本国家债务余额突破500万亿日元，2001年突破600万亿日元，2003年突破700万亿日元，2005年突破800万亿日元，2008年国家债务余额达到8464970亿日元，预计2009年将突破900万亿日元，达到9239370亿日元，其中内债7254527亿日元，外债564405亿日元，政府短期证券1420438亿日元。 10年来，日本内债在国家债务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1999年，内债占国家债务比重为70.1%，2000年为71.1%，2001年为73.8%，2002年为75.4%，2003年为79.1%，2004年为80.1%，2005年达到十年中的峰值81%，2006年下降为80.8%，2007年为80.9%，2008年将为80.4%，预计2009年进一步降至78.5%。 与内债比重上升相反，10年来日本外债比重则一直呈下降趋势。1999年日本外债比重为21.6%，2001年则降为18%，2003年降为8.6%，2007年和2008年则仅有6.8%，预计2009年将降至6.1%。 政府短期证券则呈上升趋势。1999年只占8.3%，2008年上升至12.8%，预计2009年上升至15.4%。” 《平成11年~平成21年日本国债及外债余额（1999-2009) 》，作者notheal IV 2008年上半年，“（中国）实际发行国债总额为3899.93亿元，扣除上半年国债兑付本金3588.25亿元，上半年国债余额增加311.68亿元，即6月末国债余额为51779.07亿元。若加上606.79亿元主权外债余额，今年6月末中央财政国债总余额为52385.86亿元，控制在年末55185.85亿元国债余额限额以内”。 《2008年上半年国债管理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截至2008年末，我国外债余额为3746.61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下同），比上年末增加10.43亿美元，上升0.28％，其中，中长期外债余额为1638.7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103.42亿美元，增长6.74%，占外债余额的43.74%；短期外债余额为2107.85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92.99亿美元，下降4.23%，占外债余额的56.26%。” 《2008年末我国外债基本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 V 某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常识，比如经济学和性，中国的教学体系不仅缺乏必要的指导，甚至刻意回避或扭曲。举例言之，舆论长期宣传美国的外债负担如何沉重，中国的外汇储备日益丰腴。但是，它是否尝试讨论过——从长远看，在国债和外汇储备之间应当保持怎样的平衡才更合适？西方国家一直紧盯着人民币，希望RMB升值，这是别有所图——但是作为一个打算留学的老百姓，我个人希望人民币升值，这样可以给我家里省钱——那么，人民币和美元的角力，对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又有怎样的影响？我想知道。 凯恩斯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他的理论有一个盲点：国家的决策并不总是正确的。在这方面，他和马克思都忽视了相同的问题：马克思需要一个超政府（无所不能的政府）制定一套完美无缺的计划经济体系；而凯恩斯需要一个超政府（永不犯错的政府）在经济每一次脱轨时都能把它引回轨道。其实，在很多时候，由一群官僚与砖家组成的政府犯错的概率，并不比普通人更低，比如试图武力征服俄罗斯，比如文革。 一个普通人不可能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不可能全知全能、洞察一切。他能做的只是拥有一套思维、一件通过已有信息推出结论的思考工具。在充斥着阴谋论的当今世界，似乎已经没有任何信息堪称“绝对真实”，它们只有相对的可信度——连贯的数字是最为可信的，其次是第三方对历史不包含形容词的陈述。阅读数字的时候，务必一边计算，一边比较；阅读历史陈述的时候，首先关注历史本身，再分析作者的分析是否值正确、可信。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知识体系还有很多不足，但是自认为有了一套完整的思维模式。独立思考，独立行动，这就是我大学生涯最大的收获。至于这套模式是否能让我在残酷的竞争中活下来，留待时间检验吧。 5/18/2009 狗屎精英.下有多少人愿意回来？那些回来的人，有多少是愿意为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是不是披一层海龟的壳，就可以更轻松地进入外企（尤其是金融机构），大把大把捞钱了呢？ 原本以为，像自己这般崇洋媚外的人只是少数。现在看看，其实，还真是多数——从初中开始，那些积极地入团、入党的好学生和先进分子，临走时挥一挥衣袖，眼泪也不流一滴——相比那些伪君子，我还真是有道德的人。 北大啊北大，清华啊清华，哦，当然不能忘了科大，你们就是为美帝top10培养phd的摇篮呀。半年前，去北大的DHL门市寄材料的时候，耳闻目睹，那位在留学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的张师傅对某天骄大声说“走吧走吧，千万别回来”——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坦诚，这个国家可以面对么？ 我自诩为爱国，我也崇洋媚外。爱国，就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自然；崇洋媚外，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是单纯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两相比较，倒觉得自己崇洋媚外的心理在当代大学生的平均水准之下，而爱国之心远在其上。显然，不能把“一进大学就开始想着出国”与“崇尚资本主义”划上等号，也绝不可以认为“从来没有出过的打算”就是“忠于祖国”的象征。一心想走，只是觉得不平，凭什么一个在美国的普通程序员就能月入6000刀，而中国的IT民工能有5000RMB就算是高收入了？两者接受的大学教育可能不同（美国的显然更好），但是工作以后，中国和美国的程序员每个月工作相同的时间、解决相同的问题、编写相同的代码——凭什么你美国程序员的收入就是中国的十倍？凭什么你美国的清洁工、装修工、汽车工人，就比中国工人的日子好过那么多？ 狗日的经济危机，狗娘养的中国不高兴——只要天没塌下来，洋人就永远踩着在中国十亿屁民的脊背上酒池肉林。中国的屁民背上，除了美国人的脚，还有日本人的、韩国人的、欧洲人的、台湾“同胞”的，以及天朝的人民公仆的脚。 我爱国，不爱党。如果有人非逼着自己说“忠于祖国忠于党”，自己只能离开。一心希望离开，我依然喜欢看《走向共和》，反反复复地读《河殇》，订阅“思维的乐趣”的RSS，去洛阳考托的时候像游览故宫一样观察走过的大街小巷——还有，每周都买《南方周末》这份大陆出版的、今日之中国硕果仅存的敢于说真话的报刊。我当然不敢和法学、新闻学、社会学系那些靠着“观察中国”吃饭的学生相比，然而在整个理工科范围内，我自信在平均水准之上——如果有人说，你自诩爱国，怎么不去读那些“观察中国”的专业呢？很遗憾，我来到这个学校，第一志愿就是新闻系，可分数不够，我只能去写代码。“干一行、爱一行”，国家让我写代码，我就老老实实写代码去。 如果从事新闻业，天赋之类暂且不论，我自信会成为一个勤奋和有良知的记者；现在既然混IT业了，依然不谈天赋之类，我自认为是一个勤奋而有良知的程序员。无论从事任何行业，我都会用勤奋和有良知来要求自己。对于前者，我相信每一个自力更生、通过寄托之路“飞跃”的学生都不在我之下，甚至大都远远在我之上；对于后者，如果以“不做恶”来衡量，出国绝不是对祖国的背叛，所以也绝对算不上“无良”——但若以古人“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道德标准计算，这一代的留学生远远无法与文革前后的几代相比，更不用说与辜康梁那一代了。 所以我想，论“良心”，我比那些清华北大出身、哈佛耶鲁锻造的精英们更强些。不过，也仅限于现在而已。现在，我可以重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海龟文人，鲁迅先生那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几年以后，天知道我会不会帮着暴雪写《魔兽世界2》或者《星际世界》之类的网游来毒害青少年？口口声声说着“网游不是毒品，自控能力差才是病因”——这是放屁呀！中石油放屁、三鹿放屁、统计局放屁、小煤矿矿主放屁，大家都在放屁呀！ 现在，我还是个大学未毕业的白痴，理想尚未泯灭，对生活尚存幻想。三五年后，我一定会变成另一个人。变成怎样的人我还猜不出——放弃一切理想的可能性比较大；野心变得更大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四年前，我对祖国的未来还满怀期望，现在我绝望了。如今我只希望，四年以后，我不会对自己绝望。 5/15/2009 狗屎精英.中 5月11号的经观，《炒作世博全景图首度曝光》。
http://www.eeo.com.cn/finance/other/2009/05/10/137258.shtml 如果说梅建平的脑子里有屎，只是感情与道德层面的，那么本文中描述的上海世博会主办方及相关投机人士脑子生屎，完全是逻辑层面的。我不是砖家，我只是一介屁民。但是作为一介屁民，我可能比砖家更有预见性：我这个屁民关注世博，因为我爱世博；你们这些专家关注世博，因为你们想着捞钱——你们太想捞钱，于是自欺欺人了。 “世博主题投资组合日渐清晰。招商证券分析师赵建兴表示，“客流”被认为是世博会投资主题的核心，机构预计其客流量将比奥运参观人群高出数十倍。根据世博局的估计，上海世博将吸引7000万游客前来参观。但是兴业证券认为7000万人低估了上海世博会的吸引力，从以前几次综合型世博会的例子看，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会就吸引了6400万人，若取平均60万人次/天，粗略估计世博参观人数可达1.1亿。
‘如果就按7000万人次，每人消费3000元粗略计算，这就有2000多亿的消费规模，4万亿投资是投入到全国，这2000亿是只砸在上海，已经相当于市场期待的第二次消费刺激政策了，这是多大一块蛋糕。’上述基金经理不无兴奋地说。 ”
我在两年前就写过一篇日志《恰同学少年》，里面提到了万博（接下来请允许我用“万博”代指“世博”）。
“主题为‘世界的进步与调和’，为期183天的大坂万国博览会，其6500万人次的参观量至今依然是历届万博之首（估计以后也很难超越了）。可以想象，一届时间长达半年、日均参观量35万人次的博览会是怎样的概念——有人说‘正是以此为基点，日本经济开始了持续20年的腾飞’‘成群结队由家长带领去万博参观的孩子们长大后成为了激进地崇尚科学的一代，坚定地投身到技术领域。可以说，如果没有万博，日本就难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完成从贸易立国到科技立国的路线转变。’——这些论断是否准确，留给历史学家们去讨论。在这里，从《少年》出发，我只关心那样一群孩子。” 赵建兴先生，您可知屁民我比你高明在哪？
第一，两年前为了写一篇日志，屁民我查了维基百科。参观人次数量最多的万博，确实是1970年大阪万博，6400万人次没错；可排名第二到第四的，分别是1964年纽约万博、1968年蒙特利尔万博，和1900年主题为“世纪回眸”的巴黎万博，人次在5000万左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1970是一个几乎不可复制的神话！1970以后只有两次综合性万博，1992年塞维利亚万博4100万人次，2000年汉诺威万博1800万人次——请问，7000万人，你们哪里来的信心？6400万怎么来的，你自己看档案去！屁民我一介布衣，给你一个数字，5000万，5000万人次顶天了，你信不信？ 第二，“如果就按7000万人次，每人消费3000元粗略计算，这就有2000多亿的消费规模”——你tm是猪脑子啊！3000元已经可以出国游了，去上海看一天万博就要花3000元？我在上海住三天，去了三次万博，按你的说法，我就要在上海砸下3000*3=9000元下去？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脑子有屎？！高中的时候我和同学去苏州、杭州、青岛，不管去哪，吃住玩都算上，三天能花一千就顶天了；到2010年，翻一番，对于高中生来说，三天花两千就顶天了，你的9000元是怎么算出来的？就算是中产阶级，在国内旅游，三天九千元都屈指可数（除非顺便还买了奢侈品），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第三，两年前写那篇日志，因为我看了一部名叫《20世纪少年》的漫画，明白了在那个只有黑白电视和收音机的年代，孩子们和青年一代对月球陨石和人造卫星有着怎样的憧憬。那种憧憬给与的力量，是穷得吃不饱饭的孩子也要骑上从玩伴那里借来的脚踏车，从东京出发、翻越箱根山脉去大阪！而21世纪的今天，妇人的孩子，天天泡在互联网前，哪有这样求知的渴望；穷人的孩子，从来没上过网的、想去看看新世界的，买得起门票么？——“世博会拟售6200万张门票无赠票”——卧槽，世博会没有赠票，出这样的主意不该遭雷劈么？！15岁以下观众免费参观，你做不到？！北京奥运会都有赠票——屁民我去了鸟巢两次，其中一次就是赠票——你TM上海万博就没有赠票？！你们为中国的未来考虑了多少！！！ 赵建兴先生，还有你这样的狗屎精英们，屁民我为什么自认为比你高明？第一，我爱万博；第二，我不爱钱；第三，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万博，所以我知道普通人为什么要去看万博；我不爱钱，所以我不会被最好的纪录和最乐观的数字蒙蔽了双眼；我爱我的祖国，所以我始终知道万博的意义不是为了用钞票赛满你们的口袋，而是将“世界的进步与调和”的精神传递下去——当然，如果你们从一开始就把像万博和奥运这样的文明盛事看作捞钱的契机，那中国也不需要任何进步与调和了。
赵建兴先生，还有你这样的狗屎精英们，中国在你们的蛊惑下不停地犯错误，北京在奥运上已经栽了一个大跟头，你们还希望上海再来一次？ 5.22签证，上帝保佑——渡过卢比孔河，就是罗马了…… 5/13/2009 狗屎精英.上 周一去图书馆借书，走到流通部赫然发现一张告示，05级毕业生只能还书，不能再借——一瞬间发现自己已经不属于这里了。
四年以来，自以为这个学校只有图书馆和足球场对得起我。前者不仅陪伴我走过整段GT岁月，更在四年中赠与自己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借的书加起来，读完的，没有上百本，也应该有五六十本——现在它终于跟我说再见了；而后者，踢球、跑圈、跳台阶……趁着天气渐暖，那就好好享受这最后的夏天吧。 糟糕的梦
早上梦到去签证，细节全忘干净了，残存的记忆还在——如果说“痛苦”或者“可怕”言过其实的话，最贴切的形容词是“不安”——整个梦都非常不安。感觉那过程就像被带进了监狱里，对于与签证官打交道过于不安，而更不安的则是等待面试的过程。虽然都在说，这段时间签证的通过率很高，有80%吧——但是，总要有人去做那20%的人啊——我不想移民，但我也不愿留在这个国家，我从来不会撒谎的……
晓航6月5号签证，4号我要带他去天安门，因为那天是20周年。只是看一看。 脑袋长屎的精英，梅建平先生
有些精英，或者自诩为精英的人，脑袋里都生了屎。比如一个叫梅建平的“长江商学院金融系教授”，在5月4号的《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外汇储备投资艺术品可抗通胀》。
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09/05/04/136561.shtml 我把话放在这里：梅建平，你是叫兽，还是商学院的叫兽，你有高学历，而且势必很有钱，但这并不能掩盖你脑子里有屎的事实——你的脑子里开始全是钱，现在那些钱全是屎了。 “……比如，明年我们如果决定拿出4亿美元来投，那么可拿50%来买印象派作品，然后拿个30%到35%买古典派的作品，然后再拿15%左右买一些比较好的美国画派的作品，或者买一些当代的作品，包括中国的当代艺术品。”
绝非断章取义，只是这段话概括了文章的精髓。 我应该怎么反驳你？如果莫奈和提香的画算艺术品，那么黄公望的画和米芾的书法算不算？好吧，《日出·印象》市价两千万美元的时候，你觉得便宜，于是让国家匿名收购了；等到市价一亿美元的时候，你觉得价格合理了，于是匿名把画卖掉，为国家净赚八千万美元？听起来很合理哟，但是如果把《日出·印象》变成《清明上河图》、《溪山行旅图》、《寒食帖》呢？这三幅字画现在就能为国家平添一亿美元外汇，你敢不敢卖？
别TM说《富春山居图》是国宝，与伦勃朗的作品不能相提并论——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黄公望的作品是中国的国宝，伦勃朗的就不是荷兰的国宝呢？——艺术品市场从来没有“国宝”和“商品”的概念！！ 通过炒作艺术品赚取利益，作为个人行为，可以理解；而作为国家行为，简直是狗屎的想法。艺术品的生命力因观众的欣赏而存在，因打入仓库中封存而形同死亡。你在《日出·印象》“便宜”的时候收购了，藏在角落，只是偶尔在艺术品市场放出一点风声以证明其存在；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突然把多少年没见过光的画作放到苏博比或者嘉士德的拍卖场里，转手获利千万，继而开始计算下一个/一群目标的周期…… ——梅建平，你觉得莫奈泉下有知，会不会把你拖进地狱里？！你TM的作为堂堂“商学院的叫兽”，这辈子看过画展，去过博物馆没有？个人收藏家把传世的艺术品据为己有，希望普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有缘欣赏到人类最美的造物，情有可缘；可是国家呢？国家把那些造物买下来、存起来、卖出去，给谁看？首长？领导？还是你们这些脑子里全是屎的“精英”？你TM就只认识钱了不是？只要有人出价合理，你可以把老婆也卖了不是？ 4/5/2009 罗生门·六方会谈？六方相声。笑死我了~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新闻公报说，朝鲜于当地时间5日11时20分(北京时间10时20分)成功发射“光明星2号”试验通信卫星。国际社会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对朝鲜的发射活动表示高度关切。 朝鲜：我们发射的是卫星，发射成功
俄罗斯：我确认你们发射的是卫星 韩国：兄弟你别捣乱了，你发射的虽然是卫星，但是运载火箭从小日本上空飞过——万一掉下来怎么办（你以前都掉过两次了）——这档子事还是太玄乎…… 日本：真的掉下来了，差一点砸着我 美国：你丫白吃啊，人家发射的明明是“大浦洞－2”型导弹！ 中国：无视我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大家保持冷静…… 3/19/2009 国富民穷.下 ——吴晓波，《从国强到民富》
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世界通史》时，发现了两处很有蕴味的叙述。在《Chapter28. Russia - Manchuria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满州和日俄战争) 》中，斯翁写道“China again was easily defeated, and it repeatedly requested Britain and United States to mediate”；而在《Chapter31. China and Japan》中，斯翁又说“In the same year (1894), the Japanese won their unexpected and spectacular victory over Chinese Empire”。
同样是甲午战争，却采用了两种似乎自相矛盾的描述——“中国再一次被轻易击败”和“（日本赢得了对中国的）出人意料的辉煌胜利”。我以为合理的解释是：从以沙俄为代表的欧洲列强的角度看，中国在对外战争中遭遇惨败已成习惯；而从日本的角度考虑，东夷岛国一举击溃天朝上国的蛇吞象之举，实在难以想象。 大团结上的老人头是太祖，一百美元大钞上是富兰克林，印度的所有卢比都是甘地（贫民窟是大烂片）——而日本的万元大钞上，是福泽谕吉——有句评论说得好“（福泽渝吉）被尊为国父，绝不仅仅是因为他死得够体面，而是因为他的思想改造了整个日本社会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和世界观。”
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起知道福泽其人，认知上不过是“一个大教育家”“思想家”“日本国父”之类的笼统印象。直到大三下学期，从《攻壳机动队》里看到福泽的一句“一身独立，而至一国独立”，顿悟。然后google了原文“一身之独立而有一家之独立，有一家之独立，才能使一国独立、天下独立。而能致一身之独立者，无他，唯先开其智识耳”（出自《劝学》，已经在space里第二次引用了），嗟叹不已。 我所听说的福泽的两部著作，《劝学》和《脱亚论》，不知道哪一部对日本产生的影响更大。或者他们本无从比较：前者针对的是全体国民，而后者面向权利阶层。斯翁在《世界通史》里反复提及的liberalism和nationalism（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我认为这样的中文翻译其实有失准确）在这两本书中似乎都有所体现，不过自己没有读过，也不宜多做评论。然而，至少，结合吴晓波引用的“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我相信任何独立思考的人都会对这位启蒙思想家（哪怕仅仅是针对日本一国而言）肃然起敬。 据说——据那本叫做《河殇》的薄薄的小黄书说，伊藤和晚清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是同学，当时严复在英国留学时期，跟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同班同学。论考试成绩，严复经常第一，伊藤博文第二，两人被欧洲人并称为“东方才子”。 后来，我又读到文章说，所谓严复和伊藤是同班同学云云，纯属好事者的杜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二人都在19世纪末期去英国留学过，并在回国后对各自的祖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严复留给中国《原富》和《天演论》两部译作，其中任何一部都足以将其奉为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翻译家（《资本论》？中国最早接触德文原版的人是陈寅恪，而陈老直接把它否定了），可严复的光辉仅仅绽放于此了——用“仅仅”一词，因为参照物是伊藤博文。后者似乎不曾像严复和福泽一般留下什么光辉的著作，不过他直接把日本从国门被佩里将军的黑船不费一枪一炮便轻易叩开的东夷番国，变成了在1905年日俄海战中赢得了划时代胜利的“帝国主义列强”——变化的拐点，正是甲午战争。 高中时看《走向共和》，其对甲午战争经过的描述不知所云，但对战后中日双方在谈判桌前的脚力，却拍得尤其精彩。尽管有无数道学家提出《走》是在为李鸿章翻案，可历史并不会因为意识形态或四项基本原则而改写。至少可以确认的是，“东方俾斯麦”是外国人赠的尊称，绝无半点讽刺的意思。 伊藤博文：“30年前，还是受到中堂大人您的感召，博文这才奋然投身政界啊！”
李鸿章：“这个倒是闻所未闻。” 伊藤博文：“‘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当年中堂壮志，气冲霄汉。博文那时20多岁，读了中堂此诗，热血沸腾哪！” 李鸿章：“年轻狂妄，不值一提。” 伊藤博文：“不然。一万年来谁著史？自然是中堂这般人物。博文不才，虽略通汉学，不敢谈万年之事，但心中有几个疑团，今日幸会，还请赐教。” 李鸿章：“有话请讲。” 伊藤博文：“贵国汉有霍光，一代权臣，中堂与之作比，自以为如何呀？” 李鸿章：“霍光是宰相，我不是。” 伊藤博文：“那诸葛孔明呢？他是忠臣、儒臣，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博文以为，华夏3000年，集此五种资格于一身者，孔明之后，中堂一人而已。 李鸿章：“孔明辅主创业，鸿章保主守业，守业比创业难哪！其他的嘛，老夫的犬马恋主之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与孔明似之？” 伊藤博文：“那中堂与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相比如何呀？世人论中堂，称为‘东方俾斯麦’，中堂如何自评？” 李鸿章：“他与我，都志在富国强兵。” 伊藤博文：“中堂以为博文如何呀？” 李鸿章：“历史自有定评” 《走向共和》中的对话，必然经过艺术加工。然而道理说得明白了，对话是否真实便不再重要。《走》的主角是李鸿章，于是博文发问，鸿章对答——那么，如果把双方的角色调换一下，鸿章问博文“君与霍光相比如何？君与孔明相比如何？”——答案似乎有点意思。私以为，伊藤博文比霍光、诸葛亮，或者管仲乐毅张居正等人都要胜出半分，中国历史上可比伊藤者，唯公孙鞅而已。
最后，查资料时，想起另外一个问题： “……正是凭借着它（两亿三千万两赔款，分三年支付），日本建立起纳入国际资本金融体系的金本位货币制度，加速了工业近代化和军事近代化。这笔巨款到了日本手里，2000万日元归入皇室私产，1000万日元用于备荒，1000万日元用作教育基金，1200万日元补助1898年度一般支出，其余3亿日元全部转入临时军工产业军费特别支出，用作扩充海陆军等军事费用及扩大军备生产基础…… ……后来日本在与老毛子的日俄战争中能取得全胜，正是中国的白银，催生了强大的日本（这白银在中国，却催生不了强大的中华，痛哭！！！！！）。” 个人认为，原文作者的最后一句比他整个文章其他部分的分量更重——但是作者没有深究下去。这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来自中国，可中国不能用它击败日本，而日本却借它击败了俄国——各中原因，难倒不值得深究么？ 最后的最后，转回国富民穷的主题，我提出两点思考： 一．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两万亿美元，高踞世界第一（正犹如甲午以前的天朝）。我对中国怎么处理这笔钱暂且搁置不提，我想问，如果这笔钱交给其他一个进步而民主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犹如甲午以前的日本），他们会如何使用？ 二．适逢南海变局，我想问：中国的真正国力究竟如何？百余年前，我们虽然面对欧美列强一败再败，却从不认为自己会输给日本；就好比现在，我们承认自己的军事实力不可以与美国叫板，但是其它国家呢——菲律宾和日本当然都不是问题——但我想问的是，“贫民窟里也能诞生百万富翁”的印度，印度的海军？ 3/13/2009 国富民穷.上正打算写一点东西，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以前收藏的一篇文档，吴晓波的《从国强到民富》。于是记起几个月前，受花开的提醒，本想写一篇“国富民穷”或者“国穷民富”的文章，因为多种原因（懒，健忘，还有最重要的，没文化），一直拖了下来。后来在订阅的rss上读到《从》一文，异常喜欢，便收藏起来。可尽管收藏了，我自己的文章还是没有写——到头来，没文化就是没文化，动不了笔啊。 不喜欢转载，单纯转载而缺乏自己的观点没有任何意义。自己想动笔，又确实有心无力。那就折中一下，引两段感触最深的文字，附上自己的必然幼稚的想法——还是那句话，无论多幼稚，它们都是我思考过的证明。 “政府应不应该有商业利益，这个问题，中国讨论了二千多年。早在汉昭帝的时候（公元前81年），大臣们就争论政府该不该把当时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资料——盐和铁垄断专营起来，大家有空可以去读一下桓宽的《盐铁论》。”
我尝试去读《盐铁论》，提纲很吸引人，正文却读不下去。原因有二：一，它很长；二，它是古文。然而这个阅读失败的经历，反倒意外地让我对经济学产生了一些想法。 适逢全球性经济危机时，中国的各路经济学家无不对全球金融市场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我读《经观》的时候也一直在关注诸如林毅夫郎咸平周维迎等明星经济学家的论点——我对他们的学术与人格都表示尊敬，思考他们的观点中我能理解的部分，或者赞同，或者保留。 但是，全球性经济危机毕竟数十年一遇，即便“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被我给赶上了”，如何着手应对，也毕竟是那一小撮明星经济学家的工作。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本国的工作），美国的经济学家料理美国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料理中国的问题——而且，还轮不到去为国家大事操劳，什么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跟经济舱的经济学家没什么关系（明星经济学家坐头等舱）。经济舱的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打理好一个板块、一个行业，再细分一下，能为一个企业出某划策就已经足够。当然，我不是说为一个企业出谋划策就不需要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的见地，可显而易见，如何把安徽的大白菜以猪肉的价格卖到内蒙古甚至西伯利亚去，跟国际油价或者金融衍生品没太大关系。 中国的作家太多了，中国的经济学家更多。三流的作家写东西，多少还有三流的读者去看；三流经济学家的观点，谁会去认真研究？中国有太多的经济学家眼高手低，菜市场的猪肉为什么一夜之间卖得比唐僧肉贵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美国垮了几个银行反而争先恐后指手画脚——我只有两个问题：一，你现在说这些有用么？二，即使有用（假如你说的对，你的想法很有建设性），谁会去听？ 张口大萧条，闭口凯恩斯，左手《资本论》，右手《国富论》……OMG，你是中国人好不好？你要是真有本事，哪怕不能去世界银行当行长，好歹也是香港XX大学的客座教授。可是，既然你时至今日，一年三百六十天都在跟中国人打交道，从来没有去过以后也不会去那传说中的纽约、东京、伦敦——你就本分些好不好？去个好点的大学旁听一下古汉语，然后认真读读《盐铁论》，那才是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官方参考资料。 对今日之中国而言，《盐》意义何在？吴晓波写得很明白：“这场关于盐铁的争论，一直持续了2000多年。到唐朝的时候，朝野争论的重点是要不要把漕运归为国营垄断，到宋明的时候，争论要不要把酒米归为国营垄断，到晚清的时候，争论要不要把铁路矿产归为国营垄断，到民国的时候，争论要不要把银行归为国营垄断，到今天，我们在争论要不要把电信、金融、石油归为国营垄断。” 汉朝也好，新中国也罢，盛世帝国也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也罢，中国的问题永远有中国特色，而这特色两千多年来一直大同小异。专家的工作，无非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关世界经济的问题让头等舱的经济学家去料理，经济舱的经济学家还请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卖自己的大白菜吧——大白菜卖得好了，自然会有老大哥向你咨询怎样卖石油的。 当然，三流的经济学家都混到这种地步（如果他们还对得起“经济学家”这个称呼的话），刚毕业的商科毕业生更不用说。北大、人大和对外经贸等名校的香饽饽不愁找不到东家（这句话特意说给我的三个弟弟听的），可其他做着华尔街梦的未来的山寨金融从业者们，还是现实一些、先把长安街认全了比较好。 3/6/2009 贝壳里的幽灵.Chapter3.我不赞同你的观点，所以我剥夺你说话的权利敬爱的各位领导，卧草泥马 转载自 美国之音 记者林枫/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国知名的金融时政杂志《财经》由于在最新一期出版的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有关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元宵夜大火涉及央视高层腐败问题的文章，而被中宣部勒令回收。 *财经文章揭露腐败问题被要求收回*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被誉为“中国最受尊崇的财经刊物”《财经》杂志由于在最新一期杂志上有文章详尽报道了央视新址大楼大火内幕涉及的高层腐败问题而被中宣部要求回收这一期杂志。 这篇标题为“央视大火‘‘烧出'工程腐败，审计署介入”的文章由《财经》杂志记者欧阳洪亮和罗昌平采写。文章称，对于央视新址大楼元宵夜火灾的调查“并不止于渎职侵权，还延展至央视新址工程的经济问题”。 经两位记者的调查确证，案件核心人物之一的央视新址办原主任徐威在被刑事拘留后交待了很多问题，其中“涉及央视新址建设诸项工程招投标经济问题”。引人注目的是，承揽央视新址工程北配楼、即发生火灾大楼的北京城建集团一名项目负责人、与央视有关的北京大新恒太传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沙鹏、和中央电视台位居第五的副台长、央视新址园区法定代表人李晓明都在接受调查。 文章披露，徐威在央视任职近20年期间一直从事技术工作。但不谙基建和后勤的他却被央视委任新址的筹建工作。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与身为央视副台长的李晓明是大学同学，关系密切。 文章说，从2007年开始，央视连续3年在新址园区非法燃放违禁烟花，其中2007年燃放的烟花价值30万元，2008年50万元，2009年引起大火的烟花据称耗资100万元。仅在2009年，徐威就在采购烟花时收取烟花公司8万元的现金回扣。进一步调查发现，引进烟花的经费全部由北京大新恒太走账，而该公司的赵军、赵序霞和沙鹏等人均与徐威关系密切。有传闻说赵军和赵序霞是央视台长赵化勇的亲戚。而61岁的赵化勇本人本应在2008年正常退休。 记者试图与《财经》杂志社核实他们的杂志是否遭到当局勒令回收，杂志社公关部的潘姓女士对此一口否认：“没有哇，我们现在发行什么的都很正常啊。这个杂志现在在摊头都有的卖啊。” 但是《财经》杂志总编室编辑汪海明(音)在接受采访时却极力回避记者的提问：“潘小姐你找不到吗？我们以潘小姐说的为准吧。这个我是不太很清楚......这个......我还不太清楚这回事。” 目前，这篇题为“央视大火‘‘烧出'工程腐败，审计署介入”的文章已经无法从《财经》杂志的网站上找到。然而通过“谷歌”搜索引擎搜索可以发现，这篇文章在中国很多论坛上都有转载。但是点击进入后发现不是文章已被删除，就是链接不存在等错误提示。目前只有《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上保留了这篇文章的转载。 *政府及央视未充分说明大火事件* 北京资深的媒体人凌沧洲和中国青年报的资深编辑李大同都认为，在央视火灾上，无论是政府还是当事人中央电视台都没有给公众足够的解释。凌沧洲说，如果文章确实报导失实的地方，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司法的手段来澄清这个事情。因为民众对这个事件有知情权。 他说：“那么就是说央视的大火，你也知道，激起了民众这种很多看热闹的反应。民众有很多猜测，网上有很多帖子。我想大火应该一查到底，(看看)里面有没有腐败。那现在又封杀这种声音，那恐怕这里面就更印证了这里有腐败的(嫌疑)。” 中国青年报的资深编辑李大同基本认同凌沧洲的看法。他表示，当局之所以对央视新址大楼着火感到敏感是因为，民众对于火灾普遍流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 他说：“央视的事情当然是敏感了。它是第一喉舌，第一强势媒体，第一垄断媒体，它都占全了。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它这个火着起来以后，网友们、网民们普遍的反应是幸灾乐祸。这个当局很明显迅速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说当然得控制，不能让这种情绪蔓延开来。各个新闻媒体只能登新华社的东西，而且网络上不许有照片，不许有视频。那么对这样一个大火，它实际上对公众交待上是不够的。” 根据《财经》杂志这篇被删除的文章，央视的新址园区原本计划投资76.66亿元。后来工期一拖再拖，资金也一涨再涨。到目前为止已经耗资120多亿，另有70多亿元的新设备费用。 1/4/2009 窃书不为窃，窃国可为窃？ “40岁不到的袁宝璟曾经是上市公司最年轻的董事长，也曾经拥有“中国股市第一庄”的美称。1992年，来自辽宁的这个年轻人从北京市建设银行怀柔支行下海，以20万元注册成立建昊公司，从此开始经商历程，半年之后，靠贩卖黑小麦专利盈利200万元，完成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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